一起医疗事故罪致人死亡案引发“权与法”较量和思考

一、案情简介：

2001年5月下旬，家住山西省某市的李某（女，29岁，务农）患关节痛。因家庭生活拮据，李某选择到其暂住地某村赵某所开的“诊所” 就诊，赵某“诊断”后给李某开具并交付了三剂中药，其中药“医嘱”每剂中各含“草乌300克”。李某回家后按赵某的医嘱煎药服用，服至第二剂时，李某感觉身体不适，便与其夫王某找到赵某问询不适症状，赵某说：这是药物正常作用的反应，没事！继续煎服。李某服至第三剂中药时，其不适症状加重：即四肢抽搐、眼睛时断时续看不清、舌头发麻、并伴有昏迷等。其夫王某感觉情形不妙，即送往某矿建医院救治，该院诊断李某已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。李某的遗体随后被送往太平房冷冻。对此不幸事故，赵某却置之不理。

二、赵某依仗其复杂社会背景等，两次接触赵某均使事故处理毫无进展：

1、双方社会背景等情况对比：

事故发生一周后，李某的大哥、二哥咨询时告知：该市公安局和卫生局相互推诿均不受理本案，均称：是对方管辖范围；并告知：赵某的社会关系背景复杂，其表弟为该市检察院检察长，且表弟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在该市公安局刑侦队工作、另一个在该市法院任庭长职务；赵某家庭条件宽裕，有楼有钱，且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在某煤矿担任领导职务，女儿则在上述矿建医院为医师。而被害方的家庭等情况却不容乐观：李某去世后，留下两个年幼无知的一子一女；其夫王某在某煤矿从事爆破工作，四月份刚发生工伤事故，身体现在康复中，用人煤矿拒不支付工伤保险等待遇，李某也正是在此时因家庭重担才导致关节痛复发；王某无兄弟姐妹，父亲早亡，仅有一年迈老母；死者母亲则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不能遭受任何刺激；父亲年迈多病；李某的大哥从事个体废品收购；其二哥则驾驶一辆破旧三轮车拉客营生。

2、鉴于本案涉及“人命关天”，我接受委托后两次接触赵某，均无功而返。

接受委托后，我先到该市卫生局对赵某的从医资格等进行查询，经查：赵某的“诊所”无“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”，赵某本人的“医师资格”未进行注册。卫生局工作人员告知：对赵某无“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”的事实，卫生局已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；对赵某是否涉嫌医疗事故罪属公安机关管辖。

基于此，在征求委托人——被害方的意见后，我本着迅速解决问题为目的，首次接触了赵某，其辩称：一、三十多年前就获得的“中医赤脚医生”证书；二、“医嘱单”中的“草乌”用量没有超过相关标准；三、李某的死亡与其无关。

我采用晓之以理方法告知赵某：此次事故虽不是你有意所为，但李某现已经死亡，于情于理于法，你都应给被害方赔偿，我不想让你五十多岁了再送进“铁窗”之中熬渡。赵某答应考虑半个月，再作答复；但再次见到赵某时，他坚决不同意赔偿事宜。

无奈，我只得劝慰死者的兄长对其患有心脏病的母亲采取“先告知李某生病——治疗——病情渐渐加重——抢救——死亡”循序渐进诱导方式，以免再生意外；同时我开始着手启用法律救济手段。

三、市卫生局和公安局各持己见——焦点在于“此案应属谁管辖？谁应当委托鉴定”？致法律救济的途径一波三折，艰难历时三个月有余。

1、市卫生局据当时尚有效的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认为：李某已死亡近两个月，远远超过死亡后48小时进行尸鉴的时间规定，无法通过医疗事故鉴定确定死因，更何况该案涉嫌医疗事故罪，已超出卫生部门的管辖范围。

2、市公安局则据刚颁布生效的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第六条：“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，应当附有下列材料：（一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；（二）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；（三）涉案物品清单；（四）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（五）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”之规定，认为此案属市卫生局管辖范围，不同意受理。

3、鉴于此，我的代理意见是：此案的定性应为涉嫌医疗事故罪，是刑事案件，属市公安局管辖，其应立案侦查并委托鉴定。因被害人李某是服用医嘱中过量“草乌”等导致中毒死亡，根据是：

（1）、草乌具有“大毒”，而赵某的医嘱中“草乌”的用量超过《中华中药全书》规定量的三倍之多，即草乌使用过量。

（2）、医嘱中“草乌”用法、炮制、煎服不符合有关规定。《中华中药全书》规定：草乌应与其他中药“分包”，且先单独炮制、煎二十余分钟，再与其他中药混同煎用。而赵某交付被害人李某的“医嘱”中的“草乌”， 一方面，其既不能提供有效合法来源和产地，即搞不清该草乌是否属“川乌”等（注：四川所产的草乌为川乌；虽同属草乌，但有些省所产的草乌不能服用）；另一方面，其医嘱和交付的中药包装中并没有将草乌和其他中药分包，而是将其混装；对草乌的炮制、煎服使用也未按规定进行特别医嘱。

（3）、从李某死亡前的临床症状来看，据中医理论，其属中毒身亡。

中医理论认为：脾主筋、肝主眼、舌为心之苗、肾主脑。据此我确认：李某死亡前的临床症状属中毒，因“四肢抽搐”是其“脾经”中毒表现症状；“眼睛时断时续看不清”且死后眼眶发黑是其“肝经”中毒表现症状；“舌头发麻”是其“心经”中毒表现症状；“意识昏迷”是其“肾经”中毒表现症状。

（4）、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，我认为：市公安局对国务院的“法规”——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第六条理解存在偏差，未领悟其立法精神实质。因“法律”——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刑事“鉴定”属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之一，市卫生局无权行使此侦查权力，其若对此进行鉴定，其鉴定结论仅为“医疗事故纠纷”的处理依据，而在刑事侦查层面，公安机关受理立案后仍得对此进行刑事“鉴定”，即对李某尸体再次解剖，此举将使悲痛的被害人家属感情上无法承受，精神上又将面临再次打击，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。

对上述代理意见，市公安局不表示反对；市卫生局受理后欲移送，公安局仍不受理，致使本案在双方争执中又推诿了三个月。此时，李某的尸体虽在太平房冷冻着，但在炎热夏天气候的影响下也逐渐恶化，致使鉴定工作难度加大。

四、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》的实施，使本案进展终见“曙光”，最终使赵某得到应得的刑事惩罚。

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》2001年10月1日开始实施，此地方性法规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本省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执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必须遵守本条例。”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在本级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活动指导、监督和协调的具体工作。”基于该规定，我建议市卫生局向市政府法制办请求出面协调此案。市政府法制办康主任听取我的代理意见后即向市政府汇报，市政府及市政法委虽出面对本案进行了协调，但市公安局仍持不同意受理的意见。最终上一级政府法制办的明确批复，才使市公安局立案侦查。

因李某尸体放置过久，致使鉴定工作虽经历山西、重庆省级权威鉴定部门，但仍无结论；最终经公安部鉴定，才确定李某尸体中“草乌过量”等鉴定结论。

2002年4月份左右，赵某因涉嫌“医疗事故罪” 被提起公诉，最终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半并附带承担相应民事责任。赵某对此未提起上诉。某市电视台对本案的审理过程进行了摄制、播放。

五、本案办理过程所带来的启示和思考：

1、公安机关肩负着“保护人民，惩治犯罪”的神圣使命，但现实生活中，有些办案人员僵硬地照搬条文，未能很好地领悟法律规范的立法实质精神，加之人情等社会不良因素诱惑，使此起“人命关天”本来简单的案件复杂化，人民的利益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保护，令人深思！

2、法律服务人员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中，不仅要敢于坚持真理，唯法至尊，而且要博览群书，善于汲取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，不断地学习新颁布和修订后法律，紧跟时代发展之脉搏，灵活运用心理学等知识，发扬百折不挠、始终如一的精神，真正成为委托人的灵魂支柱，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实现法律赋予法律服务人员的光荣职责。